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》，完整地收录了郭沫若在抗战前流亡日本期间，致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二百多封珍贵书信及诗简。印制精美，令人爱不释手。这些书简或用中文，或用日文，字迹大多龙飞凤舞，内容则涉及中国古代史、古文字学等高深的学问，要对它们作整理、翻译、注释，决非易事。好在该书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共同主编，先后参与其事的还有中国访日的古文献学者、日本教授的中国研究生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专家、郭沫若生前的学术秘书以及郭沫若的家属等等。因此，总的说来，整理工作是令人满意的。
然而，智者千虑有时也难免有失。当我看到书中第66页所载第63封“书简”时，便不禁大吃一惊。内容是这样的：
丹翁《读〈释祖妣〉》
一抹读之若有味，略翻数叶淡可记。
他说牡牝是祖妣，读者以为确之至。
既云古初拜生殖，之二者究像甚器。
盍求土音从何来，证我发明之文字。以上的标点是编者加的，又对题目加了小注：“丹翁，即张丹斧。”还说明此“信”原本“无准确日期，且无邮戳为参考，原存1932年袋内，故置本年末”。书后的附表中又说此“信”“未见信封”，“残片（中）”，“未署日期”。然而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郭沫若的“信”。（标点也有误，最后二联都应该用问号才对。）
首先，谁都会感到这只是一首打油诗，不是信简。当然，郭沫若常常以诗代简，书中就收了很多这样的诗简；但是，那都写有抬头和署名，这首诗却什么也没有。而且这又明显地并不是什么“残片”，而是完整的一页诗。
其次，只要稍许了解一点郭沫若古文字研究论著的人，就知道《释祖妣》正是郭氏名文。所谓“牡牝是祖妣”，正是郭氏该文的论点。因此，“他说”的“他”，不是他人，正是郭氏。而郭沫若难道能称自己为“他”吗？
再有，从笔迹上看，我认为也不是出自郭沫若之手。何况，首句“一抹（·沫）读·之若有味”，显然用了“嵌字格”，而聪明如郭沫若，岂会看不出，而误写为“抹”？
最后，此诗明明有“丹翁《读〈释祖妣〉》”的题目，编者也注出了“丹翁”是谁，那么，怎么又变成郭沫若的“信”或诗了呢？
它明明是有人抄录的张丹斧同郭沫若开玩笑的一首嘲谑诗。把这样一首调侃郭沫若的诗说成是郭沫若自己写的，那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了，而且还成了中日两国的一个“国际笑话”哩！
如果我以上的分析有人可能还将信将疑；那么，我就再抛出一个铁证吧。在1931年9月7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《文艺新闻》第26号第2版《每日笔记》专栏中载：“郭沫若在所著《甲骨文字研究》上，论‘祖’‘妣’为‘牡’‘牝’之初字。上海无聊小报之代表《晶报》编者张丹翁见之，为赋一歪诗曰……”以下便全引此诗。（而第二个字用的正是“沫”！）
《文艺新闻》是鲁迅当时每期必看的。这首“歪诗”鲁迅自然曾经寓目，郭沫若也看过当然更不用说了。没想到过了几十年，经过中日两国众多专家的鉴认，它却成了郭沫若的“书简”，这真是从何谈起！
顺便说说，此诗作家原名张延礼，字丹斧，号丹翁，别号无为。曾是南社成员，亦好金石骨董，且懂一点古文字学。他虽然写“歪诗”调侃郭沫若，郭沫若却并没有生气，后来他们还常常通信。张丹斧对郭沫若其实也是很佩服的，还在《晶报》上撰文称“并世研甲骨文字者，以郭沫若氏聪明为第一。郭颇不以雪堂舍此种学问而参伪政为然，可以知其志趣矣。”讲得很好。
又顺便说说，文物出版社克服重重困难，出版了这样一部成本很高也许又赚不到钱的书，是非常令我辈感激的；但是，书中的一些错误却令人大跌眼镜。例如，书中“己”、“已”不分（有七八个地方），“尊夫人”变成“奠夫人”，“诊断”变成“论断”，“竟日”变成“竞日”，“见解”变成“是解”，“来时”变成“赤时”，“小生”变成“生小”，“愿”变成“原”，等等，不待多举。连原信中勘误表箭头的方向也会排错17处之多（第261页）。还有，连中国人写信的格式也不懂，将信尾的“时祉”、“刻安”等原本应顶格排的词不予顶格，而将“匆匆”这类不应顶格的却偏偏又顶格排（第265页），真正令人哭笑不得！至于外文方面的错误就更可笑了，例如连英文的各个单词间应空一格也不懂，好几处都是连接排印。hotel排成botel，日语的し会排成英语的L。最怪异的，是日语外来词ホテル（饭店）的テ，编辑误以为是中文的“广”字，排成日文的“?”字，不仅成了两重错误，而且这一错误在书中还出现了两次！
还有，书中第257页的第29封信，漏译了整整一段；第295页的第1行文字，却又是原件中所没有的。这类错误，即使是原稿的错，但编辑如果工作再认真一点，也还是能避免的。另外，第286页译文中有“惠赠红□□亦收到”，编者加注曰“□□字未能辨识’（全书中唯此一处未能辨识）。然而，原件中郭沫若那两个日本假名虽然写得草了一点，却还不算太难辨认（我已读出，并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），译成中文就不是“红□□”，而应是“红酱”了。当然，这二字连日本人也未能辨出，而要让中国的普通编辑来解决，是一种苛求了。
